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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虽在文献整理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学界对系统化的宪法学文献整理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

但是，形式合理性的王冠却可能会导致实质合理性的臣服。[16]权利不能被化约为义务，而包括自由和选择，分立的个人就具有重要性，不会因为集体的共同善而丧失个人，否则权利会因为共同善的目标而被放弃，应当承认人的理性和自由，进而实现人的尊严，这遏制了对集体目标不加约束的追求，进一步证成了权利规范力的存在。

第三，义务人违反义务导致权利人损失时，权利人可以选择赔偿。[44]而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是一种具体的基本权利。《民法典》第992条规定了人格权不得放弃和转让，这规定了人格权的人身专属性。这即意味着，当他人做出了侵犯的行为，权利人仅需要主张这是我的权利即可，即仅根据权利概念就可以将这种侵犯行为评判为错误的。但也有观点认为是二阶情形，参见陈景辉：《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

[55] 《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的规定即大量运用了此种动态体系的考量。此时，你的错误并非纯粹的错误，也是一种指向性错误，权利就获得了更为严格的保护，其本身具有独立的规范力。这是以国家义务为内容的国家任务驱动型的环境宪法立法模式。

[13]在国家任务变迁的三个阶段中，国家任务于宪法规范结构中予以实现，通过权利、权力和公共利益这三个宪法中的基本要素在宪法的构造与设置中完成，即通过国家权力、公民基本权利的设置构造宪法秩序下的公共利益实现。虽然宪法没有规定环境权，但并不意味着宪法对公民环境权利的漠视，国家任务表达的是对国家未来状况的一种愿景，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公权力机构在宪法上的客观法义务。[13]〔德〕奥拓·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3页。[24]国家积极作为的路径要求国家积极主动地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台湾地区)陈慈阳：《环境永续过程中之法制缺漏与新制度之建构：以环境救济法典之建构为任务》，《清华法治论衡》2012年第2期，第16页。而实际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治理写入宪法。

[38]赵宏：《部门宪法的构建方法与功能意义：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第68页。首先，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是关于国家任务的集中表述，修改的重点是增加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与和谐美丽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传统的宪治体制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对自由主义过度追求的宪治走向衰落，联邦集权式的宪治开始确立，因为人们认识到，分崩离析的社会和美国的经济结构使得大萧条带来的问题只有联邦政府直接挑起重担才能得到解决。国家涉入环境事务并由公权力机构具体承担生态环保职责是环境国家的内涵，在国家任务的约束下履行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这是当前我国环境法治的核心与关键。

在国家任务变迁需要国家认真对待环境问题时，国家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与环境事务，我国从1978年宪法发展到2018年宪法修改，大体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脉落。所以，公民权利涉及这些事项时受到公权力的规制具有宪法合理性与正当性。[7]陈海嵩：《环境法国家理论的法哲学思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24页。基于立宪精神与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国家任务的实现是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国家目的，国家义务型的环境宪法在价值追求上与国家目的和立宪目的具有一致性。

四、以环境法典实现环境宪法续造 我国环境宪法的基本结构已经形成，从环境立法的目的与环境治理的基本逻辑出发，当前的环境宪法符合宪法秩序的法规范形态，是环境事务认识论深化与中国环境治理经验的框架性结论。[53]胡正昌、李云霖：《公民图像：基本权利立法保障的返视、反思与展望——纪念我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年》，《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第76页。

[32]按照传统的观点，自然资源保护也属于环境保护的范畴，因为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具有趋同的法律保护客体、共同的法律调整对象、相互融合的法律调整方法。因此，国家任务也由自由主义时期的消极保护改变为积极作为，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8]〔英〕蒂姆海沃德：《宪法环境权》，周尚君、杨天江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6页。②第10条第5款是有关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规定。[17]同前注[14]，陈玉山文，第86页。所以，行政机构在保障国家任务实现方面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第9条第2款的主体是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内容是自然资源、动物和植物，方式是保障、保护，侵占、破坏。这是通过具体的判断标准来进行的宪法监督，而非在一般的感觉与建构的意义上进行的监督。

这就意味着，在宪法的架构设计中，以国家机构为基本单元，连接国家权力和国家任务，共同达成国家目的的实现。[61]另外，我国的环境与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分离性的立法模式，较少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属性来立法，区域分割、部门分割、类型化的立法长期受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困扰，监督与制约缺位使得公共权力部门化的现象较为突出。

[42]程燎原：《宪政与现代化》，《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第12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与实践的发展需要，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的环境任务。

[8]同前注[3]，(台湾地区)陈慈阳文，第24页。首先，国家机构应当在宪法的框架下运行，包括不违反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这是国家任务对于国家权力的消极性约束。

需要说明的是，环境国家的理念与现实发展都强调了国家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等于环境事务于国家任务中凌驾于其他事务之上，环境事务同国家的其他事务一样，都是国家关注与实现的重要部分，都是国家为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部分。[33]杜群：《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融合》，《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第119页。这三条规定都是对国家课以义务，对组织和个人予以禁止性或强制性的规定，这些法规范设置的用心在于对序言中的国家任务根据环境资源要素进行分解，具体针对环境资源的某一方面进行规范性宪法设置，这些义务性的规定在于从不同的方面实现国家任务。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前，每个殖民地都成了一个独立共和国，都要求享有完全的主权……眼看着船舶上悬挂的国旗被欧洲大国凌辱而毫无办法……在邦联政府就要毁灭时，它正式声明自己无能为力，向制宪权呼吁。

第2款，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50]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2页。

[57]通过环境宪法的宣示，让公民的环境教育上升到新高度，从而将认识自然、热爱环境铭刻于每个人的内心，感悟到环境宪法的力量，减少碳足迹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31]其次，在第89条，将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扩充了国务院的职权范围。

生态环保成为宪法的重要价值，生态环保所欲实现的美丽目标和富强民主的目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1978年宪法较1975年宪法有进步，但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精神指引，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说明，完整地准确地体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但是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的背景下，基于文化大革命中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事实，却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内容。

其次，国家机构应当积极促成国家任务的实现，保证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性与方向，强调国家所谓的伸张性行动，以国家权力提供国民福祉。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人员决定行政过程与行政结果，难免会带有主观性甚至是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给国家任务实现带来困难。这样，统一的环境法典将具有普适性与透明性的特点，并且对于未来可期待的其他环境法律可以授权，以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与协调一致，提升政治影响和发挥实际效用，使环境法达到更高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体系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当前，我国环境立法已经由以数量和内容填补空白的起步阶段，步入了实现立法体系科学化的发展阶段。

总体而论，应当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注重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以生态系统关联性与跨部门和跨地区统筹为基本方法，按照预防—治理—救济的环境治理逻辑进行体例设置，特别注重程序理性，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观与全局性进行法典结构设置，避免不同法律规范在不同领域由不同管理部门针对同一环境行为进行的规制，改善环境法律的适用程序，提高环境法律体系内在的统一性与逻辑性，并且关注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由于宪法序言第七段是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对国家任务的一次更新，新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入宪对于环境保护来说意义重大，绿色发展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主要目标。

[23]人权入宪是一种政治或道德理念，在实践中，起规范作用的是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普遍性和不可侵犯性。最后，基于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的逻辑，认为应当以环境法典来发展环境宪法精神与统领环境法律体系，绘制宪法秩序下的环境法律美好愿景。

[12]而这种善业是宪法的基本任务与基础，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公法主体的存在，通过国家机构来实现国家任务的存在。总纲中三处是关于国家义务的规定，对国家公权力机构于特定的生态环境领域进行权力配置，其目的是通过公权力的行使来完成国家任务，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美丽中国的愿景。